李瑞清居沪时期的鉴藏与交游

　　辛亥（1911）后，李瑞清着道士装居于上海，自称“清道人”。此时的他成为清朝遗民，从外部环境看，是改朝换代；从内在心境上看，可视为人生经历的重大转折。李瑞清到上海后以鬻书为生，初到之时，其困顿之境可想而知。约在1917年，他 在《复维良会书》中说：

　　贫道伤心人也。辛亥国变，求死不得，漂泊海上，鬻书偷活。寒家几四十人，恃贫道一管以食，六年以来，困顿极矣……贫道鬻书人也，非有多数之金钱储之箧笥也。有一日而得数元，数日而不得一元者。

　　其描述亦大致符合实情。李瑞清兄、弟之家眷数十口人皆仰赖李瑞清的一管毛笔为生，且鬻书而得的收入并不稳定。当时上海为一大通商口岸，各地文物商往来于此，购买古书画的机会较多。然而，李瑞清能够用于书画收藏的财力非常有限。因此，他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收藏，另外还借助上海交游圈丰富的藏品，以便进行他的书学研究和研习实践。

　　李瑞清书法取法对象和研究旨趣所在，是商周金文、两汉六朝石刻文字，欲研习这段时期的书法史，需要金石拓本为基本资料。

　　李瑞清于金文中最为推崇《毛公鼎》《散氏盘》，先后于戊午（1918）、庚申（1920）通过震亚书局出版珂罗版《景大毛公鼎》《道人扩大散盘》。他为吴昌硕藏《散氏盘》拓本题额可知，他曾藏有一浓一淡两个拓本，并因此得斋号“双散鬲斋”。“余既得散鬲脱（拓）本一浓一淡，因自铭其斋曰‘双散鬲斋’，仓翁为余题其额。仓翁今复得此精脱本，题此报之。清道人。”李瑞清推崇《散氏盘》为“篆书第一”，生平于此也用力最深。吴昌硕对于《散氏盘》也下了较多的功夫，尤其是晚年阶段，在其传世的作品中可见到多件《散氏盘》临摹、集联的内容。由上述材料可知，李瑞清、吴昌硕之间关于《散氏盘》的临习必定有或多或少的交流。

　　汉隶拓本中，李瑞清藏有一本十分珍贵的《汉圉令赵君碑》拓本立轴。有收藏家谓：“人间三本，其二已殉葬，则此纸诚海内孤本矣。”足见其稀有程度，李瑞清得于长沙黄氏“求在我斋”。何时所得，尚无法确知。李瑞清还藏有《宋拓石门颂》，乙卯除日（1916年2月2日），曾熙为其作跋，由有正书局石印出版。曾熙跋曰：

　　予求《石门颂》“此”字不损本，及此石“高”字未封口，几二十年不能得。辛亥予从京师得《石门颂》“此”字不损本。阿梅未几亦得此本。今岁出以相校，则予本精神相胜远甚。惟此本则予生平所未见。初疑摩崖拓手不能有如是之精，既借至予斋月余，以校予所藏国初拓本其石泐所损残之点画，既得此本，可以参证数字。复取此本与瓶斋所藏明拓本参校。则此本精神完好，笔画明豁，其为宋拓无疑。且宋人最好浓墨肥拓。此必好古之士督良工不惮兼日之力，方能从绝崖得之，宜阿梅宝爱之，不肯让予也。阿梅前书刻肖，得此拓后，遂如神龙飞跃九天矣。乙卯除日。农髯熙为阿梅跋此，已四鼓矣。

　　李瑞清此本最初受到曾熙的怀历递疑，因《石门颂》为摩崖，与碑刻相比，椎拓的难度要大得多，而此本则拓工甚精。通过与其他三个拓本的校对，曾熙最终将此本定为宋拓本，拓法为宋拓中常见的浓墨肥拓。可以想见，李瑞清、曾熙、谭泽闿等人居沪上时，必然常常携带各自珍藏的金石拓本聚于一室，以校核、心素验赏析为乐事。曾熙还指出，“阿梅前白越映书刻肖，得此拓后，遂如神龙飞跃九天矣”，凸显了金石佳拓收藏对于书法家书艺进步的重要意义。

　　对于汉代文字，李瑞清不仅留意于碑刻、摩崖等大宗，对其他载体上的文字亦十分重视，以作参照。谭延闿曾记一次在李瑞清家看汉代陶器文字的经历：

　　……偕吕满附电车至李道士（李瑞清）家，陈某先在。道士出示张丹斧在陕西所得汉匋（陶）器三，其二为瓶，以朱漆书，字在分隶间，其一文曰：熹平元年十二月四日甲申……

　　对陶器的关注，是金石学在清代中晚期研究和收藏范围得到拓展的表现之一。李瑞清收藏的三件汉陶器得自陕西，与碑刻、摩崖文字借助拓本为载体保存不同，此为原物。另一个本质的不同，陶器上的文字是汉人直接书写的朱书墨迹，与拓本经过书丹、刻石、椎拓相比，减去了中间的环节，而直现书写者的笔法。李瑞清托人购藏汉陶器，无疑是为了其上朱书文字，而关注的重心，又是其文字的视觉特征。作为汉代文字的重要遗存形式，对于追溯汉代笔法有重要的作用。

　　摩崖刻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被李瑞清誉为“六朝大字第一”，李瑞清收藏有此摩崖刻经的“墨拓精本全分”，由于原拓过大，他力劝震亚图书局的主人朱挹芬以珂罗版缩印发行。魏碑拓本中，李瑞清所藏淡墨本《张猛龙碑》是其中尤为特出者。此碑北魏正光三年（522）立，全称为《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李瑞清《节临六朝碑跋十四则》中，其一曰：“新得宋拓《张猛龙碑》，用笔坚实可屈铁，《景君》之遗也，下开率更。”

　　碑帖拓本之外，李瑞清的书画墨迹收藏也别具特色。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即是以重价购得宋代著名道家学者陈抟（希夷，871-989）“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集联。曾熙题跋此联时言“海内转相勾刻，但其皮相。今观墨迹，直使古今书家一齐俯首，盖别有仙骨，非临池所能”。从“海内转相勾刻”一语，可知其声名流播之广，更可衬托其原迹的珍贵。此幅墨迹的可贵之处，存于笔墨之外的“仙骨”，正在于书者陈抟其人。李瑞清得到此联后，以乾隆旧锦付装池，请曾熙题跋。然而不到一月，便被康有为借去。康有为对此宝爱至极，一直悬挂于室中品味，不肯归还。直到李瑞清殁后，曾熙才将之索回。在曾熙斋中存放两年后，由于为李瑞清建玉梅花庵的需要，而将此转售与他人。

　　李瑞清曾藏有元代画家高克恭《春云晓霭轴》。李殁后，画归于其门生蒋国榜。此画显然为一幅难得的精品之作，曾熙晚年作山水时仍忆起：“高尚书浑浊处不易到。文洁公所藏，今已归江宁蒋氏（蒋国榜）矣。”明代书画中，李瑞清最重吴门沈周与松江董其昌。李瑞清在京师参加教育会议时即已携带沈周山水册子，常与谭延闿、曾熙共赏。1916年，李瑞清通过上海有正书局珂罗版影印《石田仿宋元各家册》，应当即是这一册。曾熙于1924年题其新得《沈石田墨笔山水册》时提到李瑞清所藏的这本沈周册页。董其昌的仿古画，李瑞清曾收藏一册，后来又得到一卷《辋川书画图卷》，并先后四次作跋。

　　李瑞清曾以重价购得清代眭嵩年的山水，眭嵩年为崇祯壬午举人，官华亭儒学教谕，他与黄道周、倪元璐等都是明季尚气节、工书画的士大夫。李瑞清极爱此画，后归姚虞琴。曾熙于壬戌（1923）向姚借观此画，并题跋于上。李瑞清藏明遗民八大山人书画多幅，民国石印的《八大山人书画第一集》中，有李瑞清收藏的草书中堂一幅，草书立轴一幅，行书立轴一幅。《仿青藤老人墨荷图》是他收藏八大山人画中最著名的一幅。此画李瑞清殁后归其三弟李筠庵，筠庵重新装池后曾熙为其题跋。李瑞清收藏书画尤重人品气节，他特别留意遗民书画家，或许出于身份上的认同感。

　　李瑞清上海交游圈的好友大都志趣相投，都有数量可观的书画、碑帖收藏，他们常常聚集观赏品评，或者借至斋中慢慢赏玩、研习。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李筠庵、曾 熙、谭延闿、谭泽闿、向燊、胡小石、蒋国榜、李谦六、唐吉生、钱冲甫、狄平子等。这些海上同好的收藏无疑大大扩展了李瑞清对于金石书画鉴赏的范围和数量，对他的理论建树、创作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筠庵为李瑞清的三弟，其身份类似于文物商，常常往来于卖家与收藏家之间，鉴赏力为圈内好友所肯定。他的收藏颇富，经手的书画碑帖难以计数。有记载可寻者，柯九思旧藏《兰亭序》拓本和《宋克书孙过庭书谱》是其中重要的藏品。曾熙为朱挹芬临《兰亭序》，所据的本子即是李筠庵收藏的，其跋曰：“乙卯（1915）十月小雪后，临与挹芬先生，曾熙时客沪上瓶斋。此据柯丹丘藏本临之。柯本今藏临川李筠庵家。”《宋克书孙过庭书谱》曾借给曾熙赏玩达一年之久。1917年6月29日（丁巳五月十一日），曾熙为返衡阳，将借至斋中的《宋克书孙过庭书谱》还与李筠庵，并题跋以志：

　　辛亥七月，予得宋仲温先生《兰亭》于京师，逾日复见此册，未与决值，而书贾已匆促出京。方深为憾，既得阿某来书，知此册为筠弟汉上得之。海内得先生墨迹如吾二家之精且多者，实未尝见。覃溪老人于《七姬墓志》有“梦想三十年不得一见”之语，盖墨拓本也。傥得见吾《兰亭》手跋与筠弟此册，其与秋盦诸人题咏，不知如何快愉也。此册借余斋中将一岁，丁巳五月十一日将归衡州，记此还之阿筠三弟。熙。

　　宋克为明代初期的大师，其章草尤为后世所重。经历明、清两代，宋克墨迹传世极少，翁方纲梦想其《七姬志》拓本三十年而不得见，曾熙和李筠庵却得到了宋克两件长篇真迹，在曾熙看来，海内“实未尝见”。曾熙在1911年与《宋克书孙过庭书谱》失之交臂，后来从李瑞清来信得知为李筠庵所购去，反映出李瑞清圈中好友在书画鉴藏上的互动交流之一斑。

　　清代金石学家顾湘舟（顾沅）所辑三代秦汉文字精拓本《艺海楼金石文字》曾为李筠庵收藏，李瑞清对此尤其欣赏，常常置案头赏玩，并嘱托朱挹芬影印出版。书在李瑞清去世后出版，后有李健题跋，言：“其椎拓之精，尤以汉建安弩机文为最……近世殊乏此拓手耳。”李筠庵亦收藏清代重要书法家刘墉与何绍基的墨迹。其《刘文清真迹精品》有曾熙题跋：“此吾阿筠箧中物也。册中所临《黄庭》，疏逸神秀，盖从险处发生姿态，极晚岁得意书也。”李筠庵亦留意收藏石涛、八大山人书画，《峰青馆古画集》中录有他收藏的石涛《雨竹》，八大《木瓜》《菊》等画作。

　　谭延闿、谭泽闿兄弟皆为李瑞清的故交，书画、碑帖收藏极富，犹以收藏刘墉、钱南园、何绍基、翁 同龢四家书法为著。谭泽闿关于鉴定的问题，有时会征求李瑞清的意见。李有一信札即是探讨此问题：“钱（南园）联确为真迹，无可疑，以其用笔知之。学者不能八面出锋也，不可以貌而薄之，更不可以吾弟书境能到而存疑也。此种吾弟细阅之，与书道大有益。”还有一封信，探讨刘墉书法鉴定之难：

　　昨晚归，视刘大幅似真，而“学”“南”等字太滑，未敢信。外三直幅，本无可疑，然亦极事奇。余家旧藏有屏一幅，此其三也。儿时看之极熟，无一笔不似，然其纸色稍旧耳，决其为一人手书。石庵相国不应行款如一，而亦得之湖南。此屏旧失，确非此三幅，则湖南必有一好手假刘书，其人必在道咸间也。则刘书之难看如此，无怪阿筠之刻矣。仍付来使，包好纳上。

　　向燊（1864—1928），字乐谷，湖南衡山人。受业于湘潭王闿运，曾游学日本。民国后，为陇南观察使，改渭川道尹。1916年为湖南湘江道尹，1917年兼任财政厅厅长。约在1917年，避兵弃官赴上海鬻书为生。在此之前，向燊也偶尔过往沪上。在西北期间，他留意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出土文物。据曾熙1922年为向燊所订润格介绍， “辛（亥）甲（午）之际，备历险阻，几死者再，而乐叟抱周器、唐佛、齐梁经卷出入锋刃”。赴上海时，他将这些收藏带在身边，圈中好友常得以赏玩。向燊收藏的重点是从西北得来的商周青铜器、唐宋画与六朝经卷。民国石印《峰青馆古画集》中有向燊收藏的《唐人画佛变相图》 《唐人细笔佛像》《宋人积雪图》等唐宋画，应是在西北为官时收来。但是关于他收藏的“唐宋画”，李瑞清和谭延闿的态度大不相同。向燊有一段题跋记其一卷唐代画佛的来历及李瑞清见到后的反应：

　　图出甘肃敦煌县莫高窟，盖唐人所绘也。于民国二年得于陇西道署，六年撰赞于湘江道署，七年二月南北战争激烈，避兵携至上海，清道人一见欣赏，以其用笔皆古篆籀法，欲假临副本，遂置伊处。九年八月伊归道山，适余送廷儿赴日至申，仍归吾箧，因书前赞，并记其事，以志人琴之感。衡山乐父向燊。

　　李瑞清“一见欣赏”，并指出其用笔“皆古篆籀法”，显示出李瑞清对文物视觉特征的关注，及对书画用笔的敏感。他将其迅速地联系到“书画同体”这一传统观念中。向燊这一卷一直置于李瑞清处，供李瑞清临摹复本，直到李去世后才返归向燊箧中。而对于向燊收藏的“唐宋画”，谭延闿是颇不以为然的。1915年的一则日记中，谭延闿将其称为“伪唐宋画”：

　　出至长春栈见向乐谷，任尹在座，曾九（曾熙）、李三（李筠庵）旋来。看所藏伪唐、宋画及经卷十余卷，有一卷纸背印佛像，梵字，且有永兴郡印云，永兴名郡只南齐时有之也。又《妙法莲华经》一卷，特为精妙，欲过《灵飞》，又一卷作章草，皆目所未睹，云兰州所得也。

　　时隔七年，谭延闿的日记中又有提及：“乐谷之唐画，有人出二千元，亦见好奇者之多。”可见，谭延闿对这些画的态度并未有太大的转变。然而，向燊在兰州所得的经卷，确为谭氏惊奇。《妙法莲华经》精妙甚至超越《灵飞经》，章草“目所未睹”。李瑞清辛亥年在京师时，手中已藏有敦煌经卷。向燊收藏的经卷在数量和书法艺术的高度上都得到了时在海上圈中好友的赞叹。

　　受到李瑞清或多或少的影响，门生胡小石、蒋国榜等皆重收藏。胡小石藏有金石拓本多种，约在1918年集为《金石蕃锦集》通过震亚书局印行。李瑞清为其跋曰：

　　学魏碑者必旁及造像，学汉分隶者必旁及镜铭砖瓦，学鼎钟盘敦者以大器立其体，以小器博其趣。此《蕃锦集》者，余门人胡光炜平日所得拓片辑成者，其考证确实有胜前贤者，震亚主人假影印之以示学者。戊午冬日，清道人。

　　蒋国榜藏有一本极为重要的汉隶《史晨碑》宋拓本，为何绍基的旧藏，李瑞清评曰：“平生所见《史晨》，未有可比肩兹本者。今归苏盦吾弟，从此可以上探两京笔法。”

　　李谦六是江西临川李宗瀚后人，他和李瑞清同族，与上海李瑞清朋友圈交往颇多。《谭延闿日记》1917年10月18日记载：“出至道士家，大武等已去，见道士兄弟、姚老、谦六，谦六以《夏承碑》《淳化》三本、《孔颖达碑》出示，古色照几，使人神悚。孔碑少逊，然买者已出二千四百元矣。”可见，李宗瀚的一些重要碑帖收藏为李谦六所继承，这些碑帖是收藏家梦想得到的宝物。《夏承碑》拓本，被李瑞清、曾熙认为是“海内孤本”，其在当时的珍稀程度可想而知，此拓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递藏经过亦大致清晰：明代时为著名鉴藏家华夏（中甫）收藏于“真赏斋”中，后来为李瑞清从高祖——临川李宗瀚所得，再后来传至李谦六的手中。李谦六将此拓本多次拿给李瑞清、曾熙观摩，曾熙亦多次对临。

　　海上书画名家唐吉生收藏亦富，其旨趣与李瑞清相近，以石涛、石溪、八大山人为主。就记载可知，爱俪园古物研究展览会丁巳六月十五日（1917年8月2日）展出唐吉生收藏的石涛山水；1919年4月25日，展出唐吉生收藏的八大山人《蕉石》轴。《八大山人书画第一集》中录有唐吉生收藏的八大画作多幅，如《鱼鸟寿石》中堂、《仿倪云林山水》立幅、《喜报三元图（赵 悲盦旧藏，高李盦题识）》、《蕉石》立幅等。唐吉生绘画亦师八大山人，李瑞清曾跋其画牡丹“仿八大山人作，全以高淡化其浓艳”。

　　钱冲甫（冲父，1875-1966），浙江嘉兴人，他收藏的书画、碑帖甚富，与李瑞清等在上海的湖南籍书画家过从较密。他的收藏旨趣与谭延闿、泽闿兄弟相似，乐于收藏刘墉、钱南园、何绍基的墨迹。谭延闿的日记曾记载，1915年12月12日，谭邀曾熙、泽闿等去钱冲甫家饮惠山泉茶，看所藏钱南园、刘石庵、何道州书法。另有名画多卷：“沈石田大幅、赵原直幅、龚半千《溪山无尽图卷》、文休承《豳风图卷》、赵令穰《水村芦雁图卷》、王石谷《苏斋图卷》、戴文节山水卷，皆剧佳品。”从谭泽闿“皆剧佳品”四个字的评价来看，钱冲甫书画收藏中的精品是较多的。与李瑞清鉴藏圈中的好友一样，钱亦藏有石涛画作大幅精品。

　　李瑞清与海上收藏名家狄平子交谊颇厚，在金陵为官时，李瑞清过往沪上，就曾去狄平子的斋中观其所藏书画，《时报》1909年1月1日“平等阁笔记”对此有记载：“去秋李梅庵观察来沪时过余斋，观余所藏书画。”居上海后，李瑞清应是狄平子平等阁的常客。

　　移居沪上之后，李瑞清从两江师范学堂的校监变成以鬻书卖画为生的“清道人”，不问世事，他的精力完全投入到书画艺术中，乐趣也仅存于与好友、门生之间的金石书画鉴赏交流及书画之艺的实践探讨。李瑞清重要的书画、金石拓本藏品可能多为青年时于湖南，或宦居江南时于金陵、京师等地所购藏。居沪时期是李瑞清总结深化其书画史论的阶段，也是其书画实践奠定个人成就、凸显自身风貌的时期。纵观李瑞清的收藏经历，可以发现他的鉴藏旨趣围绕两个线索而展开：一是书学源流，以商周金文、两汉六朝石刻等金石拓本的鉴藏为主体，兼顾砖瓦、镜铭、陶器、简牍等其他同时代的文字遗迹；二是书画用笔的相通性，尤其注重体现“篆籀笔法”的绘画，如对向燊所藏敦煌唐代佛画的鉴赏，对沈周画稿的收藏等。

　　居于沪上的近十年间，李瑞清与震亚书局朱挹芬过从较密，得出版之便利，将重要的金石学书拓本以珂罗版影印，根据范本自身特点或扩大，或缩印，供友朋、门生及更广泛的学书者使用，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范本。从学书范本的角度来看，民国初期大量珂罗版、石印本字帖的出版与流布使得书法艺术的传承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颇具现代意味的面貌。李瑞清及其友朋门生正是这一过程中的有力推行者。作者王东民